题记：小麦策略
这是四年前写的一篇小文，记下了我的一段经历，一点感受。四年来，一直为是否应该公布而踟蹰，因为其中涉及一些人和事，怕有所不便。好在写此文时，自己心平气和，与人为善，也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并无戾气需要发泄，只有感恩的心态需要宣示。
公布此文，或许为我的同龄人增加一些回忆，为年轻人了解社会进步增加一些材料，有益而无害，那就公之于众吧。
告别荆州快三十年了。古稀之年的我，常常会想起在荆州学习、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想起东门外的草市、南门外的息壤、西门外的太晖观、北门外的纪南城遗址，想起古城墙、博物馆、关帝庙、文庙、棂星门、泮池，想起泮池旁边的图书馆，想起自己曾经用青春和热情拥抱过的荆州师范学校和荆州师范专科学校（后升格为荆州师范学院，现已并入长江大学）……
而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告别荆州时那些为我送行的荆州师专的老师和同学们，他们恋恋不舍的神情和满怀深情的祝福让我热泪盈眶，无法自持。
到武汉后，有朋友问我为何离开荆州，我只是淡淡一笑，以一句“人往高处走嘛”来搪塞。其实，我内心里有着太多纠结的情感，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
孔子说自己七十岁时“从心所欲不逾矩”，这自然是常人难以企及的。我辈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大概人到了这个年龄，一切已经淡然，所有的恩怨都已烟消云散，没有必要再掩饰什么，也不会再想去改变什么，那就让诚实的自己和真实的历史来一次客观呈现吧，从中也许能够悟出某些生活的真谛、人生的哲理，或者看出社会发展进步的模糊足迹。
我从1972年2月进入荆州师范学校学习，当年12月毕业后留校任教，到1994年9月底离开荆州师专到湖北大学（后来加盟华中师范大学）工作，在荆州学习、工作、生活了23个年头。
荆州师专767班学生在学校礼堂演出节目，背后的毛泽东主席和华国锋主席油画像为作者手绘。
荆州成为了我的第二故乡，几乎浸透了我的全部情感，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会告别荆州。
告别荆州的想法始于1993年3月下旬。当时我作为第二届湖北省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奖的评委，赴武汉参加全省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奖的评审。
评审委员会主任是省教委副主任袁继凤，下分文科教育成果评审小组、理农医科教育成果评审小组、工科教育成果评审小组。文科组组长是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王庆生教授，副组长是武汉大学教务处长刘花元教授。
我在文科组，成员还有湖北大学的李先焜教授、中南财经大学的胡逢吉教授、黄冈师专的刘职全教授，以及省教委的周一志和省教科所的高长舒。襄阳师专校长雷式祖教授在理农医科组。
评审期间，高长舒所长和雷式祖校长向我询问刚退休下来的我校关春明校长的情况，因为他们和关校长是多年的老朋友，听说荆州师专新上任的校长对关校长不够尊重，便向我打听是否确有其事。
我和高所长、雷校长都很熟，便实事求是地介绍了有关情况。他们听了很是惊讶，不理解由关校长培养起来的新校长为何要为难他。我向他们解释，因为关校长退下来时没有推荐他做校长，而是推荐我做校长，所以心存芥蒂，予以报复。
他们听了，笑着对我说：“如果新校长的心胸这样狭小，那你在荆州也恐怕呆不住了。”
他们的笑谈真实地触动了我。虽然在省委组织部高校工委考察学校班子和我谈话时，我明确表示不愿做校长，也做不好校长，并且推荐了这位新校长，但关校长的遭遇还是令我愤懑。我顺口说了句：“呆不住就走嘛，到哪里都是为国家工作。”
话刚出口，一旁听着我们谈话的刘处长接口说：“王处长，你这话可当真?如果真的打算离开荆州师专，那就到我们武大来吧。”
我听了一愣，以为刘处长是在开玩笑，便笑着说：“武大门槛那么高，我怎么迈得进去？”
刘处长一本正经地说：“你如果确定要离开荆州，就来我们武大。我这可算正式邀请哟!我回校后把你的情况告诉中文系，相信他们会欢迎你。”
我看刘处长不是在开玩笑，便表示了肯定的态度，并感谢刘处长的关心。
我从1986年起担任荆州师专教务处处长，多次参加湖北省高校教务处长会议，刘处长常常被指派做我们的召集人，所以对我比较熟悉。也许因为我是我省师专教务处长中最年轻的一位，容易受到他的关注吧。
评审会议结束，我回到荆州，一个月左右，我先后收到了武汉大学人事处的商调函和刘处长的信。
刘处长在信中说，他向中文系主任何国瑞教授通报了我的情况，中文系领导班子商量后，一致同意我调入武大中文系，并将接受意见报告学校人事处，人事处的商调函近日发出，“我要求他们写您收并转校人事处。您爱人的安排可能是校图书馆，因电教中心已满编，不知可否？”话虽不多，情感真挚而热烈，令人感动。
何国瑞老师后来也写信给我，欢迎我加盟武大。何老师从事马列文论的教学与研究，和我的专业不同，按理说对我不很熟悉。不过，何老师的夫人苏者聪教授从事唐宋文学教学与研究，1987年《文学遗产》编辑部在杭州举办古代文学宏观研讨会，湖北参会代表只有苏者聪教授、王启兴教授（也是武大中文系的）和我，所以我们有一些交流，苏老师对我比较了解。
而1980年以来，我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学术月刊》《天津社会科学》《江汉论坛》《社会科学研究》《争鸣》《水浒争鸣》等刊物先后发表了二十多篇习作，出版了专著《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和《古典小说新探》论文集，受到学界的关注，尤其是发表在《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5期的《金圣叹小说理论初探》、发表在《争鸣》1983年第2期的《论“动心说”——金圣叹小说理论再探》，发表在《文学遗产》1985年第1期的《中国小说起源探迹》和1987年第5期的《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入反思——明代小说发展的一条线索》、发表在《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的《象征主义——中国文学的传统方法》、发表在《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的《中国古代小说的审美理想》和1988年第3期的《传统审美心理初探》等文，与文学理论有密切关系，可能因此增进了何老师和武大同仁对我的了解。
收到武汉大学商调函后，我没有马上交给学校人事处。而是去找了我校政教系的王元璋教授，询问他的调动情况。因为我知道他已向学校提出调入武汉大学的申请，并呈交了商调函。
王元璋教授大我8岁，“文革”中毕业于武汉大学，以研究《资本论》闻名。他告诉我，学校仍然没有给他答复。当时要调动工作，所在学校不放人事档案，就无法实现调动，这与后来用人单位可以重新建档吸收人才的灵活做法是有很大区别的。我告诉他，我也准备调往武大，商调函已经来了。
他一听就急了，劝我说：“你现在把商调函交给学校，那我们俩都走不了。全校就5个教授，一下同时走两个，震动太大。如果我先走了，你再跟着走，震动会小些，学校也没有理由不放。再说我今年50岁，不走就没有机会了。你年轻，有的是机会。”
他说的确实有些道理。当时荆州师专只有5个教授。除我们俩外小麦策略，还有数学系的熊廷煌教授、谢胜利教授和物理系的王恩科教授。我们俩同时走的可能性不大，但我也不能以他先走为前提。于是我对他说：
“新校长刚上任，他和你没有矛盾，肯定希望你支持。而我对他可能构成威胁，他反而希望我走。说不定我走会更容易些。”
我这样说，也是实情。新校长大我10岁，1964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物理系，在荆州师范校办工厂任厂长多年，为学校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做校长时职称仍是副教授。
1983年我任学校教务处副处长，分管日常教学和师资，当时的教务处，除教学、师资管理外，还有科研、教材、设备、学工管理等，是学校最大的处。
1986年我任处长后，日常教学由胡锦安副处长负责，师资仍由我兼管。
1989年后，学生工作处成立，不久科研处也成立，教务处取消科研科和学工科，压力减轻不少。
关春明校长非常重视师资建设，在经费吃紧的情势下，仍然划拨较为充裕的专项经费进行师资建设。
谭鼐副校长主抓师资建设，他是吉林大学“文革”前的讲师，也是荆州师专首批副教授、教授，懂得大学该如何办。在他的指导下，从1983年开始，学校就与全国著名高校联系，将青年教师送出去定向培养硕士、博士，到1989年，教师中硕士学历占比接近30%，每个系都有了委托培养的博士，连英语系、体育系也不例外，这在当时全国师专中绝无仅有。
1988年，谭鼐教授调往江汉石油学院，接替他分管教学、师资等工作的正是如今的新校长。
由我撰写的《师专师资队伍建设目标管理模式及其在我校的实践》在1989年申报首届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时，关校长决定由这位分管副校长领衔，和我一起申报，该项成果获首届湖北省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和国家级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奖（不分等），是全国师专获奖的4项成果之一。应该说，那时关校长是颇为关照这位刚提拔不久的副校长的，我们的关系也是比较融洽的。
但到1992年底，关校长退休，却没有推荐这位副校长接班，其中原因我并不明白。由于关校长重视教学和师资建设，常常撇开分管校长向我布置工作，我又不能不执行。我隐约感觉到这位副校长的不快，也许他认为我不尊重他，越级直接向校长汇报和请示工作。
我夹在中间，实在左右为难，既不能不听校长的指示，又不能不顾及分管副校长的感受，但又不愿花时间去做他们的工作，也自认为没有这个能力，或者根本就不想掺和其中，因此萌生了打退堂鼓的念头。
我甚至产生了这样的认识：学问做不好，主要是自己的能力不行和努力不够。行政工作做得好与不好，主要看相处的环境，有时努力会适得其反，徒耗精力。
因此，在学校班子换届考察时，我明确说自己不适宜做行政工作，且现班子成员中最小者大我近10岁，我也没有能力领导他们，时任校党委书记也不一定支持我，因为他从地委秘书长调任不久，办学理念和我已有的认识也不一样，即使我想做也做不了。
然而，新校长上台后，第一个改组的就是教务处，任命了新的教务处长，安排我做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说是让我集中精力抓学校学术建设，其实是要收回教务处的领导权。
因为我比他年轻，总有东山再起的时候，如果我提出调动，解除了对他的威胁，相信他是可以也愿意接受的。
王元璋教授赞成我的分析，希望我给他一点做工作的时间。我们约定，以5月31日为界，如果到时他的调动仍然没有办成，6月1日以后我可以提出调动申请，他不怪我。
我和王元璋教授的约定，显然促进了他的工作力度。先是听说学校已经松口放人，到5月下旬，学校将王元璋的人事档案放出，6月上旬王元璋拿到了武汉大学的调令。
我在王元璋教授拿到调令的第二天，将我们夫妻（我爱人当时在学校电教室工作）的调动申请和武汉大学的商调函交给主管人事工作的副校长庞章杰，希望他能理解和支持我们的调动。
庞副校长根本不收我的材料，很和气地对我说：“王教授，我们都是朋友，你知道，我们学校就你们几个教授，教授调动的事，人事处管不了，我也管不了，该校长管。校长同意，我们办就是了，希望你能理解，不要为难我。”
与荆州师专外教在学校图书馆前合影。右边第二人为作者，左边第四人为关春明校长。
我相信庞副校长说的是真心话，就说：“那好，我去找校长。”
我找到新校长，递上申请书和商调函。对于我突然提出调动，而且是去武汉大学，他有些吃惊，可能没有心理准备，场面有些尴尬。
他没有拒绝接受申请书和商调函，只是喃喃地说：“我们并无个人恩怨，为什么要调走呢？你这不是逼我吗？再说即使要走，也得让我们商量了再答复你吧。”
我说：“我要求调动与个人恩怨无关，在这里工作二十多年了，换个地方总可以吧。你说要商量，这我理解，那下周我再来找你。”
从校长室出来，我直观地感觉到，新校长是希望我离开荆师的，只是不能很快离开，毕竟王元璋教授刚办完手续，走急了对他的压力会很大。今年可是他的新政元年啊。
现在回过头来想，人和人的矛盾许多情况下与误会有关，而真诚的沟通也许是消除误会的最好方法。
我和新校长缺少的正是沟通。新校长在做副校长期间很少和我谈心，只是经常听到他莫名的叹气。我知道他对我有误会，以为我瞧不起他，其实我对他的领导能力是认可的，也没有要取代他的想法。然而，我也没有与他沟通，消除他的误会，总以为日久见人心，他终究会明白。
他做校长后的第一份行政文件是调整中层领导，我被免去教务处处长，由我手下的副处长李良学升任处长（李良学大我六七岁），改命我为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校长任主任）。这一任命倒是符合我的意愿，一是我在教务处工作了10年，也应该换岗；二是我不大喜爱做行政工作，有些偏爱学术，他也十分清楚。
因为事务繁多，师专教务处长一般都是坐班的，可我得到老校长同意，一直未坐班，学校为我配备了三个副处长，其中一个副处长专抓日常教学管理小麦策略，我的事务性工作因此减少了许多。
学校财务要求处长“一支笔”，只有教务处在我的要求下有“四支笔”，即每个副处长在其分管领域都可以签字报销，虽然我的权力被分解了，但我也就不必整天陷在审批的事务圈子里，心里很乐意。
我几次提出不想当教务处长，只是被老校长的事业心和尊重感所打动，才在教务处呆了10年。如果新校长能够事先做些沟通，我显然是拥护这些改变的。
新校长不找我，也许太忙，也许放不下身段。我也不去找他，因为我怕别人说我攀附新贵，留恋处长的位置，在老校长被其冷落的情况下，我更不会主动去与他沟通，这会被人视为背叛老校长，不符合我做人的原则。
新校长接手后，很快就为每个教授家里安装了固定电话。在当时学校的电话程控交换机端口有限的情况下，这样安排也说明新校长是重视人才的。
然而，新校长并没有与这些教授们沟通，甚至连开个教授座谈会，宣传一下他的学校发展新思路，听听教授们的意见和建议，这样的常规形式也没有采取，教授们并无多少受尊重的感受。各自的想法不能有效沟通，误会和矛盾就在所难免。
其实，王元璋教授在关校长未退休前也提出过调动，关校长就做过不少挽留的工作，我也参与过这种沟通，效果是明显的。而新校长上任后，他重新提出调动，书记、校长都没有和他进行有效的沟通，说明新班子对于办学需要尊重和依靠人才的意识是不够强烈的。这更坚定了我离开荆州师专的决心。
过了一周，我又去找新校长，他的情绪显然平和了许多。他告诉我，调动有一套程序，学校人事工作由庞副校长分管，具体怎么处理，你要去找庞副校长。
我找到庞副校长，庞副校长仍然很客气，他对我说：“校长指示了，你的调动按照王元璋教授的程序办。因为你们都是去武汉大学，也要一视同仁。”
我询问王元璋调动的程序，他告诉我，王元璋除了武大的商调函外，陶德麟校长还亲自给我们学校写了一封信，这成为学校放他走的重要条件。
他所说陶校长为王元璋调动给荆州师专写信的事，我没有听王元璋说过。既然庞副校长这样说，看来已是学校领导班子的共识，听起来也有些道理，
我无话可说，只得努力去办。好在我原来教过的荆州师专77级中文系学生张洁（笔名昌切）在武汉大学中文系工作，他是陶德麟校长的女婿。
于是我急匆匆地赶往武汉，在张洁家里找到了他，向他说明来意。张洁很热情，马上与陶校长联系，那时大家都没有手机，完全靠固定电话沟通，花了好半天工夫，才联系上陶校长。
不巧的是，那天陶校长在东湖宾馆开会，无法当面向他请求。不过，通过电话，我们得知了陶校长给荆州师专写信的原委。因为武大经济管理系亟需加强《资本论》研究的力量，王元璋又是校友，其研究在国内也处于领先水平，于是系领导出面找陶校长直接给荆州师专写信，请求他们支援。
荆州师专收到陶校长的亲笔信后，立即回信陶校长，表示马上启动放档程序，并希望武汉大学老大哥要关心地方弱小学校的生存和发展，今后不再接受荆州师专老师调入武大的申请。
当然，荆州师专的这封信也许不是针对我的，因为当时我还没有向学校提出申请，但陶校长说，因为有了这封信，他不便再出面给荆州师专写信了。
我完全理解陶校长的解释和所采取的态度，悻悻地告别了张洁。在回荆州的路上，我有一种被新校长下套的感觉：既然你们给陶校长写了信，希望武汉大学不要再接受荆州师专的老师，为什么要我去找陶校长再写一封信呢？明明知道陶校长不可能再写第二封信，为什么要我去钻这个笼子呢？
回到荆州的第二天，我没有去找庞副校长，而是直接找了新校长，我知道控制整个事件的关键人物是这位校长。
我走进校长室，气冲冲地劈头就说：“你们同意不同意我调动，完全可以明确表态，用不着设个笼子让我钻。你们给陶校长写信要武大不再接受我们学校老师的调动申请，却又要我去找陶校长写信，这不是明摆着坑人吗？”其实我是一个不大容易动怒的人，那天真有些生气。
他看我把话说得这样明白，知道我找过陶校长。也许是自知理亏，他劝我冷静冷静，态度颇为诚恳地说：“其实也不是我们不放你走，是省教委袁主任不同意。你去找袁主任，他如果同意，我们可以放行。”
我不大相信他的话，怕他又在给我设套。我说：“一个老师调动，学校同意就行，袁主任怎么会管这样具体的事呢？”
他说：“信不信由你，你可以去问袁主任。”他摇摇头，摊开手，摆出一种无辜受屈的样子。
从他说话的语气和神态来看，我有点相信了。何况袁主任主管全省高教，和我也熟，是可以求证的。如果又是一个笼子，我可以再来找他理论。
我离开校长室，做好了再钻一次笼子的准备。
省教委袁继凤副主任主管全省高教，很忙，不太容易联系上。当时人们之间的联系，只有通过固定电话、写信或发电报几种途径，没有现在这样便捷。
为了完成调动，我必须努力联系上袁副主任。我给袁副主任办公室打过几次电话，或者打不通，或者打通了无人接听。我只好给袁副主任写信，先后写过两封，也一直未见回复。
一晃到了1993年底，袁副主任到江汉石油学院检查工作，托人带话给我和关校长，说是想见见我们。
我和关校长应约来到荆州城东门外的江汉石油学院招待所，袁副主任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他首先询问了关校长退下来以后的身体、生活等情况，明确表示，荆州师专在关校长领导下，是取得了很大成绩的，在全国也有很大影响。新任领导对关校长的有些处理是错误的，如撤销原有的研究室、外出不安排车辆等，他已对此提出批评。今天学校安排车辆送我们到石油学院，就是他特意叮嘱的。希望关校长也要理解学校的困难，支持新班子的工作，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袁副主任又对我说：“你要调到武大的事，你在信中讲了，学校也跟我说了。我并不是反对你去武大，武大的力量本来就强，还可以在国内外招聘师资。省教委自然更关心省属院校的发展，湖北大学中文系现在也开设了基地班，需要加强力量。如果你愿意到湖北大学，我负责做工作，你就不要再找他们了。”
听了袁副主任推心置腹的话，除了接受，无话可说。我当时就表示感谢袁主任的关心，愿意去湖北大学工作。
1994年元旦过后不久，我又去了一趟武汉，因为我需要给武汉大学一个交代。按照袁副主任谈话的精神，我肯定是去不了武大。
事有凑巧，1993年底，武大中文系领导班子换届，何国瑞教授退下来了，郑传寅教授接任中文系主任。我分别去找了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李中华教授和郑传寅教授，向他们汇报我的调动情况，委婉地说明，由于我们学校的原因，我可能来不了武大。他们俩都没有否定上届班子打算调进我的决定，只是向我介绍了武大中文系当时面临的困难。
我从武汉回到荆州，校办的彭开智老师告诉我，他刚出去参加了一个会议，碰到华南师范大学的校长管林教授，管校长从他那儿得知我要离开荆州师专，托他带信给我，说他们学校欢迎我加盟。
管校长还说，他们学校虽然比不上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但老师的待遇肯定比这两所学校好，现在教授的年收入已有10万。20世纪90年代初，“万元户”就是有钱人，10万年薪已经很高了。
管校长是龚自珍研究专家，1988年和我在襄阳开会时相识，居然五六年后还记得我，真诚地邀请我，很令我感动。然而，我已答应袁副主任去湖北大学，不容再有别的想法。
1994年春季开学不久，我接到湖北大学中文系主任熊德彪教授的电话，询问我是否确定去湖北大学，我表示了肯定的态度。熊老师当即表示：“湖北大学中文系欢迎你！我们马上给学校打报告，很快就会出商调函，到时再和你联系。”语气热情、坚定而爽决。
过了不久，熊老师又打来电话，说是学校商调函已经开出，正好他们学校有老师要到湖北农学院（在荆州城西门外）开会，他已托这个老师将商调函带来交给我，要我注意接收。熊老师的诚挚友好、细致周到，我至今感念在心。
湖北大学是原由武汉师范学院改建的。1978年2月至1979年7月，我在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进修，听过很多老师的课，参加了系里的许多活动，和老师们大多熟悉。
当时湖北大学中文系的实力很强，与武汉大学中文系、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有鼎足而立之势。能够到湖北大学中文系工作，也是我梦寐以求的。
后来听说，是袁副主任向湖北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安明道教授推荐了我，安校长推荐给中文系主任熊德彪老师，中文系领导班子研究决定后就向学校打了报告。所以一切都进展顺利，没有遇到多少阻碍。其实，一个老师的调动，牵涉许多利益攸关方，出现一些阻力也是可以理解的。
当我将湖北大学商调函送交庞副校长时，他似乎早已知晓，笑着对我说：“我会通知人事处抓紧办理，你做好下学期到湖北大学上班的准备就是了。”在我调动的问题上，他的态度始终是友好的。
困扰我一年多的调动事宜，就这样轻轻松松地获得解决。而这时的我反而不是那么急迫了，因为儿子在荆州师专附中读初三，正在准备中考，我们要全力以赴支持他的考试。
正是在儿子中考期间，我接到了湖北大学人事处发来的我们夫妻的调令，爱人被安排到数学系计算机室。我们没有急着办理离校手续，而是平静地陪伴儿子中考，焦急地等待中考成绩，幸运地接到了荆州中学的录取通知书。然后，联系转学到武汉的高中。在朋友帮助下，儿子顺利转入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8月下旬，我们全家来到武汉，落脚在大姑妈家，然后陪儿子去华师大一附中办理入学和住宿手续。又专程到湖北大学向熊老师汇报了调动的进展情况，落实了在湖北大学的居所。一切安排妥当后，我们将儿子托付给姑妈，回到荆州办理离校手续。
办完离校手续后的二十多天里，我们清理家中物品，尤其是几千册图书，装箱打捆；一些不想带走的东西送给朋友，或者作为废品处理掉。一些亦生亦友的教师主动来我家帮忙，如蔡贤浩、孟修祥、沈光明、李家宝等。也有亲朋好友约出去聚餐，快走的前几天，几乎每天都有聚会，生活紧张而充实。
9月27日，我在荆州师范带的第一个班——73（8）班在荆州的学生郭家驹、屈范祥、谢忠玲、董忠惠、杨明政和曾在这个班代过课的我的同事兼兄长樊斌（孝美）老师，一起在三国酒楼为我们夫妻饯行，依依惜别，不胜感怀。其实，这些学生和我年龄相仿，有的还略长于我，亦生亦友。
9月28日，在学校总务处任副处长的郭家驹替我联系好了一辆大货车，类似于集装箱，一大早就开到了学校，以保证能够下午早点到达湖北大学。不少老师、学生都来帮我们搬东西上车，或者来为我们送行。
关校长来了，教务处的李良学处长、刘庆祥、胡锦安副处长和同事们也来了，中文系主任白少玉和杨辉映、李德尧、刘汉民、向一尊、樊斌、王群生、宋仕平等住在校内的老师们也来了，学生更是黑压压一片。
我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只觉得鼻子发酸，泪眼模糊，我见到许多送别的人眼里都闪现着泪光。我担心控制不住自己，于是深深地向他们鞠上一躬，说了声：“谢谢大家！”便一头钻进副驾驶室，催促师傅马上启程……
每当回忆起这一幕，我就感动不已。我知道自己深深地爱着母校，爱着这里的老师、同学和朋友。告别荆州，得乎？失乎？我不能回答自己。
当时武汉到荆州的公路很难行，一般需要七八个小时，中途必须吃顿饭。车到湖北大学已经是下午三四点，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刘建国老师带着一班同学帮我们将家具和行李物品搬进学校分给我们的宿舍。
宿舍在篮球场南面，是一个六层的楼房。宿舍为大三室两厅，我们住六楼，是调往海南大学的著名哲学家张志扬教授原来的居所。宿舍对门住的是主管后勤工作的郑松副校长。楼下住有古汉语专家祝敏彻、逻辑学专家李先琨等知名教授。同学们搬运了一两个小时，才将一车东西搬进我们的宿舍。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湖北大学的新生活。
人的一生的确是一个谜。你倾情拥抱的东西，可能会突然离你而去；你未曾想得到的东西，却不经意间来到你的身旁；你留恋已经获得的东西，其实意味着你失去了更多的东西；在你失去一些东西的时候，却可能获得了另外一些东西。
古语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都是在诉说这种不可捉摸的人生经验。人生既然不可捉摸，我们又何必拘泥于成败得失呢？
重要的是在走完一生后，问心无愧，没有做对不起天地良心的事，你遇见过的人都还记得你，你帮助过的人没有背叛你，你得罪过的人不因为你的人品而记恨你，那些曾经对你不友好的人也承认你的善良和正直。
有朋友对我说，是荆州师专那个新校长成全了你，让你获得了新的发展机会。这话确有几分道理。然而，不离开荆州，做一个普通的老师，我相信自己仍然能够生活得很充实，很幸福。“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定如是。”
幸福与否其实只是一种生命体验和生活态度，与人的名誉地位、成败得失关系不大。“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孔子“其为人也，废寝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展示的便是这种人生境界。
当然，人生总会有坎坷和波折，也难免会犯错误，我的生活就有过一些波折，也犯过不少错误。因此，我对别人没有很高的要求，善良就好。
我对自己也没有很高的要求，尽心就是。只要不是恶意伤害，我选择原谅任何人，就像原谅我自己。因为所有我喜欢和不喜欢的人和事，都是我人生经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告别荆州也是。
易倍策略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